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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一场关于“科学、宗教和发展”的“话语构建”:印度的经验 PDF 打印 E-mail
作者:Arash Fazli 全球繁荣研究所(ISGP)   
2009-11-01 20:31

在对“科学、宗教和发展”的“话语构建”贡献与收获两个方面,印度在各国中表现出特别的淡定。凭借自身的广袤和巨大的差异性,它成为人类的一个典型代表。放大这个典型,它体现了全世界发展工作者面临的所有机遇和挑战。从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国营和民营团体都将巨额的资金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对应于巨大的物质投入,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都正在通过数量庞大、种类不同的政治制度加以试验。

最初,政府的发展计划集中于提高储蓄利率,确保资本积累,通过工业化为国家现代化铺平道路和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工程。60年代,注意力转移到加强农业和缩小收入差别上。绿色革命帮助阻止了大规模的饥荒。这段时期,资本品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倍受关注。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计划发生了政策上的转移,转到扶贫和农村就业上来。同时,这个时期还将焦点移向适当的技术以及妇女在发展、社区和机构能力建设、保护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社区组织与规划评估等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上。实现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参与式方法也在这一时期被大量地试行。

为了增加印度中产阶级的数量,希望因此财富会流向穷人,从80年代中期起,印度逐渐地通过经济自由化开放自己的市场。伴随着1991年以来更多的基础改革,和2000年代的经济复苏,印度迈向自由市场体系。印度在坚持扶贫的同时,还强调教育,健康,以及提高对妇女、经济实力薄弱和社会弱势等群体的赋权力度。

然而,即使最乐观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也不能声称:这样一个体系可以为目前印度面临的严峻问题提供良方。在最近十年里,国家已经显示出经济蓬勃发展的迹象,全世界也将其视为是一股新兴的力量,但是,在对比了相关数据后,那些不容否认的傲人成绩也不禁令人汗颜——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77个国家中位列127;甚至在今天,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每天靠不到一美元维持生计;有4亿文盲;五分之三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创造的GDP产值却只占总数的16%,并且7800万户农村家庭尚未通电。映射在社会结构中的极端不平等是难以评估的。

推动一场“话语构建”

因为宗教人口众多,有着被当作各种发展理论和方法试验场的历史,以及那些让领导人一直疲于应对的发展挑战,所以很显然,印度是最适合开始“科学、宗教和发展”“话语构建”的地方。印度的“发展社群”不仅谙悉最新的发展思潮和发展工作,也充分意识到在基层推广的现实情况与发展理论的“话语构建”是多么的不同!宗教和精神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 如果谈及人类的福祉却不考虑这个事实,不免看起来有些奇怪。为了把精神的维度带入到发展的“话语构建”中,为了把从宗教中获得的洞察与科学探索的成果整合在一起,全球繁荣研究所与印度发展方面的思想家和工作者就对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的现状发起了长达一年的对话。

全球繁荣研究所以这些在相互影响中学习到的经验为基础,准备了一份概念方面的论文,标题是《科学,宗教和发展:若干初步思考》。这份论文首次发表在2000年11月新德里举办的有关科学、宗教和发展的讨论会上。

以印度为背景,对实现发展的这个愿景做出有实效的推断,成为讨论会的主题。代表不同发展组织、学术界、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和政策研究所的150名参加者,对此做了认真的商讨。大部分的参加者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开始深思这些问题,却还没有机会公开地对它们加以讨论,因此在四天多的会议时间里,观点的交换是那么地强烈,用其中一位发言者的话来说,气氛犹如“决堤的大坝”。

论坛即将结束之际,根据参加机构的要求,印度巴哈伊国家灵体会建立了秘书处,旨在推动印度的“科学、宗教和发展”的“话语构建”,其目的是帮助协调和保持这场“话语构建”。秘书处的真正使命是逐渐成为一个中心,向不断扩展的发展机构网络、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传播论文中的思想。起先,它关注的是通过与伙伴机构合作,组织研讨会把这场“话语构建”带到印度不同的州;其次,通过圆桌会议、研讨会和战略会议,秘书处继续促进发展领域里有影响力的执行者开展工作。随着机构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个人的参与,渐渐地一场“话语构建”初具形态。

这一时期的巅峰是2004年12月的研讨会,期间发表的报告,后来整理成书,名为《科学、宗教和发展:推进这场“话语构建”》。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窥见到这场“话语构建”的进展程度以及还有多少未被触及。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把印度采用了利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后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作为背景,检视了当代印度发展领域的危机。他们认为,联合国千禧年高峰会议的目标——在2015年之前,将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口缩减一半或是其他相类似的乐观预想,其实现的希望渺茫。

到目前,这场“话语构建”已经到了转折路口。从科学与宗教中提炼出的新发展模式的想法受到发展社群里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但是,仍然需要来自于运用这些原则产生的知识对其加以充实。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解答和澄清:精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所有精神的范畴中,什么样的精神元素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最为相关?人们该如何检验这些元素?人们该如何培养它们?人们怎么知道这个进程正在建设当中?它的指标应该是什么?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这些过程?

通过反思这个主题,全球繁荣研究所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从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中呈现出来,它们在为草根设计和执行计划,以及与民众亲密接触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归根结底,任何有意义的变化过程都将有赖于民众。全球繁荣研究所决定启动一个行动研究计划来帮助机构勾画一些方法,其中,当他们运用精神原则和科学方法计划与开展项目的时候,挑战也会出现在日常工作中。建设他们的能力来持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并综合成知识成果是其焦点。首先有两个机构启动了这个项目,现在更多的机构在开展它,不过,仍处于初级阶段。凭借这些机构对具体的精神原则以及在工作中运用它们的含义的理解,可以期待在他们致力于实现思想统一的过程中,出现更多的学习经验。

总的来说,人们发现该“话语构建”在扩展与巩固方面都更加稳定、更具系统性和集中性,并且从对这场“话语构建”进行概念的详细阐述和深化理解过程中获益非浅。

基本概念


在参与这场“话语构建”的十年时间里,参加者们探索并寻求澄清他们对“科学、宗教和发展”核心概念的理解。围绕每一个概念都呈现出一幅幅由多彩的洞见编织而成的图锦。总的来说,参加者对漫延到发展社群和社会中的对于“科学、宗教和发展”已经达成的看法评价为“对发展的曲解”。大部分的参加者还意识到发展领域可以通过厘清理解、提高行动力以及对行动加以反思的过程自然而然地支持知识的系统演进,并且收获裨益。

科学

关于科学的问题,参加者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对这个概念的一些误解。反复重申,尽管在发展计划者和参与者中对于科学在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普遍认同,但是,对于科学的本质和它对大众福祉的贡献方式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解。随着这场“话语构建”几年来的演进,许许多多的误解得到了澄清。其中的一些如下:

首先:科学实践经常被等同于技术应用。事实上忘记了科学是一个知识和实践体系,它为系统化和结构化地探索物质和社会现实提供方法和工具。通过提出现实的问题,并在行动、反思和磋商的过程中寻求答案,大众需要获得能力来承担个人发展与促进文明演进的责任。由于对科学在发展中扮演角色的错误认识,大家的关注点集中在让人们成为技术被动的消费者,而不是建设他们在科学方面的能力。

其次,因为科学探索的是自然界并且绝大部分考虑的是物质世界,经常与唯物主义混淆。科学真实的形式是,不否定或不辩驳有超越物质世界的现实存在。普遍缺乏对精神现实的理解加深了这个误解,人们假定精神世界是一个神秘而且随机的世界,没有理性与逻辑。然而,与这个理念相反,宗教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提供控制精神世界的基础秩序与逻辑洞察。精神律法和原则为人类在现实中和谐生活和发展提供了手段,尽管不能够立刻观察到,但是,诸如,破坏了诚实这一项精神律法,个人的精神、物质和社会生活就会陷入到一系列的消积回应中等,不遵守精神律法导致的后果确实与不服从自然规律的后果一样。因此,有必要在理解科学的时候也检视一下存在于宗教中的精神世界的概念。

与此相关的是对科学概念本身的不确定,这是由根本论与相对论之间正在进行的辩论所引发的。认为个人的想法和信仰可以塑造个人的观察形态的这种观点在许多领域都被接受,由此普遍怀疑个人凭借科学方法可以获得观点独立且可靠的现实知识的想法。从存在论对所有现实基础的否定,和认识论对所有推进现实知识尝试的拒绝当中可以看到这种极端的表达。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实至少一部分是在社会中建立的,所以对待知识的极端相对论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非常明显,却在自然科学中倾向于减少使用相对论的方法。尽管一些发展领域的工作者也还继续忠于硬性数据和经验的价值,但是,相对主义者的主张仍然具有明显的影响,使得发展领域的工作者经常游移在经验论和相对论之间。

参加者同时也注意到,精神原则对于科学知识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科学不仅仅基于诸如观察、归纳、演绎、假设和实验程序, 也要求参加这个过程的科学家展示出他们的精神品质,诸如,对美的热爱,履行诺言,利用直觉、创造力和想象力。从这些精神品质中可以区分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许多的参加者最后还指出有过分强调分析与推理方法的趋势。它们属于假设的主题或问题,其付出的代价是没有考虑到一个更大的体系或情境,而将现实分解成更小的部分来研究,导致知识的分裂。然而,分析与推理对于科学知识的产物显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只有在不断地把分析的现实片断整合,以获得更广大,更全面的真实景象时,它才能促进真正的理解。

在这些讨论中,以经济领域为背景的科学在发展中的作用也同样得到检验。参加者注意经济学家们由于没有考虑到现实的精神层面,他们看待人和处理发展问题的局限性也自然增高。例如,许多经济理论、模式和政策都基于这样的假设:个人行为的根源是所有人都渴望最大的个人利益(通常是物质方面的界定)和最小成本(通常也是物质方面的界定)。生命的目的、我们对个人利益的理解、动机、价值观和理性全都已经根据这样的视野被重新定义。效用最大化、自私自利和厌恶劳动的人成为社会生活的典型。当这种逻辑在不同的层面被应用,那么国家和其他的人群同样地也被理解为自私、追求权力的实体、注定会彼此竞争,永远处在冲突之中。因为市场被假定为社会机制中的核心选择,发展等同于提供人们更多的选择,物质利益和奋斗本身被他们看做是目标,所有其他的社会发展进程都受经济成长的紧迫性牵制。在这个领域里,只有诸如人均消费这样“可测量的”和物质性的指标,才可以得到信任。

参加者开始关注“佩瑞多(Pareto) 最优法则”和应用在福利经济学领域的人与人之间的可比性这些想法,用来展示狭隘的分析方法是如何导致理解上的失败。引用著名的经济学家Amartya Sen 的著作,他们指出一个福利经济学家,没有办法表明:同样在福祉线以下,缺乏食物而饥饿的人和饮食过量而导致酸性过多的肥胖人有什么不同。

另外一些参加者再次提到,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具大进步,潜在地表达了人类大众对健康和教育的需求,然而,这样的科学活动普遍没为受到精神动力的感召,并且这些技术发明也通常不能反映人类最迫切的需要,而是更多地被用在最佳和最赢利方面,受到物质性的自由市场逻辑的限制。调查发现大企业内心里关心的是他们股东的利益,而不是整体人类的利益。

很显然,今天全世界都可以见证:作为现代经济学思想基础的狭隘物质主义世界观,促成了人类操行的堕落和人类机构的腐败与瓦解。经济关系和机构的特点应该是诸如人类一家和公正这样的精神原则体现出的合作与互惠互利,而不是竞争与自私。透过物质和精神存在规律来观察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存的这些体制的假设不仅没有结合更高的原则,而且许多实际的例子证明这个体制本身也在惩罚着与上述原则相近的经济行为的人。一个例子就是,在过去的世纪里许多农村和小社区里,小规模和多样性农业的消失。

因此,发展社群面临的一个最具压力的挑战看来是在发展的计划者和从事者中传播具有更广泛概念的科学。急需找到方法使得这个更为有机的科学概念能够用于对社会现实的研究中,也急需发展进程中基层的个人、机构和社区系统和明智地运用精神原则。

宗教

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拥有历史悠久的巨大宗教遗产,在科学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关宗教作用的对话一直同科学一起,得到扩展与丰富。经过这些年的“话语构建”,参加者已经将他们讨论的问题与宗教的本质、不同形式还有它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联系起来。

讨论最多的一个要点是:尽管在当代生活中对宗教有些细枝末节的声讨,但是,它仍是世界上大部份人民生活的重要部分,是人们世界观、道德标准、信仰和价值观的源泉。它维系希望、赋予意义并且是动机的最深远来源。

此外,在“话语构建”中许多参加者声明,很大一部分的发展工作者们也认识到人类存在的精神维度。基层发展工作是困难的,许多发展工作者都是受到精神信念和宗教信仰的推动与支持。发展工作的开展经常处在尝试的状态,作为一份工作它通常没有物质补偿,只有那些真心考虑提升人类福祉的无私的人才会投身于这个领域。尽管无私的意念和改变社会的渴望可以一时地推动一个人,持续努力却需要对无私和艰苦工作做出不可动摇的承诺。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如此强大承诺的直接或间接动力源自于世界伟大宗教传播的精神教育。

“话语构建”的参加者在许多场合都提到,可以通过在概念和运作的层面上将宗教信仰与合作人群的实践融入到项目中来提高发展工作。例如,传统中,人们的许多信仰与自然有关,大部分的宗教信徒都强调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事实上,在许多文化中,地球、太阳和水被看作神圣属性的显现。例如,如果在他们的“话语构建”中包括了这些观点,那么在当地努力保护环境就可以变得更有效率。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受到了尊重,他们可能更愿意参与。所有宗教传统同样也都强调和睦、手足情谊和团结这些原则,并且在许多文化中,社区都围绕着这些原则生活,发展的思考者和实践者可以建设这些原则并从这些实践中学习。

参加者也认识到,宗教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发展设计的启发与动机的来源。然而,他们也不能否认:历史上有许多以宗教的名义发起的大浩劫;许多受谴责的行为,诸如,乞讨、奴役、独裁、战争和种族歧视等有过或正在以宗教的名义持久存在;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目的,以宗教的名义剥削过,或还在继续剥削。例如,在印度,这样的势力通过调用看起来是贬低妇女地位的经文来证明剥夺妇女平等权力和机会的合法性。许多参加者说尽管他们从物质发展的实验方式中觉醒,但还是对宗教保持着不信任。为了避免这些消极的内容,他们建议,应该由精神代替宗教。假定要取代这些以宗教为名义的陋习,难道我们不应该将宗教置之一旁,开始探索发展中的精神概念吗?将我们的讨论导向个人和集体的精神经历中不是更好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提及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在他们的崇拜和实践的个人行为中体现出的诸如爱、慷慨、同情的品质吗?)

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视上述的观点,然而,整个“话语构建”的讨论题目显然需要的是“科学、宗教和发展”而不是“科学、精神和发展”。虽然关注精神极为重要,但是,只谈精神有夸大个人主义的危险,会成为发展的障碍,人类的精神层面需要体现在个人和集体两个方面。今天发展需要的想法和实践是承认和利用宗教的团结、整合以及组织功能。正是这些功能使得宗教成为知识和实践体系,并与科学体系平行,对它补充。通过使用科学和经验总结、归纳、演绎、假设和实验的科学方法——人类在感知世界探索和发挥着影响。 在个人和集体的层面,宗教方法包括对宗教经典的学习,并伴之以祈祷、反思和集体思考等实践,让人类获得精神方面的洞见,并将这些洞见用以提升人类的状况。对宗教传统的僵化和盲目阐释已经导致了迷信、盲目模仿、还有不断的冲突,然而,这不应该导致对宗教的全面否定。毕竟,科学也已经被滥用和腐蚀,但是,很少有人吵着要全面否定科学。 虽然,科学和宗教容易被滥用,但是,它们也都是人类进步不可获缺的。

大多数参加者都不难看到,在概念层面上,科学和宗教是相互补充的。通过科学我们探索的是社会和自然层面的现实。通过宗教我们了解到精神原则,它是对物质和精神存在的表述,用在对世界结构的建设中。宗教向我们显示最多地的不是人类心智的发明,也不是社会惯例,而是对现实的洞察。例如,团结的原则,通过宗教圣典它被启示,阐述了世界如何被组织这个事实。科学帮助我们通过这些原则来探求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

在印度的这场“话语构建”中,参加者已经清楚地强调了将精神原则用于发展的重要性。如果继续忽视生活中的精神层面 ,发展将不能够实现它为大众带来繁荣的承诺。但是在最初几百人的对话中,参加者们在不同的场合公开提出了那些通过调查、行动、反思和磋商得到的新问题。就个人而言,大部分人对精神原则和品质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这些原则在机构和社会层面上意味着什么?例如,大部分的人们可以与事业相同,思想相同的人们结成 友谊,但是,现在与不认识的朋友感受团结意味着什么?以团结为基础建立构架意味着什么?另外,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对于诚实的含义有了一个理解,但是将诚实用在发展组织又指的是什么?同样地,人们或许尽力地在个人生活中履行公正,但是,如何将公正作为一个精神原则,将其带入使得发展机构的工作更有效的蓝图当中?需要什么样的结构使公正有一个可操作的表述。在同一机构中可以问到如何努力用合作代替竞争等等一系列相似的问题。

在寻找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时,有关将要使用的方法论的一系列问题也被进一步地提出。人们如何发展语言来描述运用这些原则产生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是怎样产生的?人们如何将这些原则的运用方式和它们的影响系统化?什么样的指标可以表现变化正在怎样发生?

发展

“话语构建”的参加者对于现存的物质主义的发展理念有着普遍的觉醒。大部分的参加者对用狭隘的经济参数衡量人类发展的逻辑有所质疑。在那里,人类的文化、社会和天赋精神财富不是用来说明更宏观的经济目的就或是作为来自之前不相关的现代历史前期的残存物。大多数人都清楚,发展概念的选择从开始就取决于是否认识到需要将精神维度整合到发展进程中。

一些与穷人有关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集中显示出施恩的态度。用一位发展参加者的话来说,“如果一个穷人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穷的话,他们早就死掉了。他们活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超出我们认为的更多资源,这些不仅仅是物质资源,还有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智力资源、其他更多的一些什么,和他们的精神资源。

在这场“话语构建”中大部分的参加者依然谴责这样一个观点,就是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会促进国家的繁荣。相反,一位参加者指出这些趋势已经使贫富之间的差距恶化,绝大部分人群被摈弃在利益之外。

参加者同意,真正的变化需要人类意识的转变,人类一家成为一个深刻的信念。一旦这个新的思维模式建立起来,将在社会成员间自然而然地创造一种信托责任感,用于彼此的、社会整体的福祉,乃至包括为了地球上的所有自然资源。

在这一领域的许多人了解到发展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进程,不可以要求捷径。一位参加者指出:一个一两年的项目不能够产生赋能。知识不可能由专家传递到发展方案的受益者。应该帮助个人自己学习,在过程中运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来获得成长。

参加者表示需要更好地理解科学、宗教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一些人感到对建立科学与宗教的融合需要做更多的调查。可以通过展示宗教戒律建立的科学基础来实现这个目标。另外一个建议是对于发展项目的设计应当由宗教团体发起调查,并且以宗教价值为基础来执行发展项目的审计。

研讨会上的陈述中提出了一个想法,即融合了此次“话语构建”精神的发展机构会是什么样子。)这里所提到的机构是哥伦比亚的科学应用与传授基金会(FUNDAEC)。

FUNDAEC在发展之初就审慎地没有采用流行的物质发展框架。他们概念框架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是要考虑到每一个人身上展现的物质需求与精神能力。在个人和集体层次上的挑战是学习克服施加在人类身上的动物性局限和控制身体的欲望,努力发展人类的高级本性。相信人类的高贵性是机构的指导原则。然而,这个论断是一个宗教论断,需要通过运用科学方法加以实现。

对人类精神潜能的坚定信念帮助FUNDAEC摆脱了把经济活动作为人类生活核心的物质主义世界观。取而代之的是,产生、运用和传播知识被看作是人类存在的核心。通过拒绝西方世界“现代科学知识”只能在大学和专业研究中心里生成,或是这种概念要求被其它国家复制的普遍看法,它在需要利用社会与自然科学共同解决特殊人群问题的地区,致力于建设草根机构的能力来产生知识。

FUNDAEC的一个最大成就——这些年在发展领域里行动和反思的成果,是专注于双重目的的教育内容和方法论,帮助学生控制自己的理智和精神成长,使得他们能够促进社会转变。其课程追求对不同学科知识的整合,帮助发展学生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其目标在于发展人类灵魂的高贵品质、科学、艺术、技术、社会、道德和精神能力,使得个人根据生活中每一个阶段的首要工作,追求他们的双重道德目的。

结论

有一种发展的方法产生于科学和宗教两种知识与实践体系。在最近十年里,有关采用它的手段和含意的许多有价值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即使所得知识在系统化地建立,带动这场“话语构建”前进的成果也得到了巩固,仍然必须去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个行动调查项目会一直作为全球繁荣研究所和参与机构从实践对精神原则和科学方法的运用中生成学习经验的一个领域。

除此之外,全球繁荣研究所发现,为了丰富关于“科学、宗教和发展”的“话语构建”,理解它更广阔的含意,现在重要地是利用其他与繁荣相关的“话语构建”中有关的科学和宗教的概念框架,比如,经济活动、管理、教育和技术等等。最终,积极的社会转变将取决于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各种“话语构建”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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