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意识的觉醒：促进巴西科学、宗教与发展之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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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Iradj Eghrari 全球繁荣研究所（ISGP） |
| 2009-11-01 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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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底，当全球繁荣研究所把促进科学、宗教与发展之探讨这一项目带入巴西时，让人无可置疑的是，该主题非常切合该国实情。巴西，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拥有非常富庶的自然资源，其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与该国的多种族、多语种的特征交相辉映，均是生机盎然。巴西，目前也正处于国家命运的特殊关键时期。当全球媒体正为巴西的经济势力崭露头角而欢呼的时刻，该国内部正纠缠于各种棘手的挑战：如犯罪率的惊人攀升，城市贫穷现象，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种族歧视以及自然资源的急速耗尽等等。科学与宗教已经成为该国身份与文化的本质所在。1889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废黜君主制，宣布成立共和国，新的国家政党开始探寻走科学至上的道路。科学，在当时被认为是开启巴西人们安康与繁荣的钥匙。同时，该国的民众依然继续保持着深刻的宗教信仰。巴西的特殊国情、独有的挑战及其历史背景，孕育了可以让科学、宗教与发展之探讨发育的沃土。 探讨的成形科学、宗教与发展的探讨起源于巴西，是本机构（ISGP）在介绍一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件时被引进的，该文件的主题是“科学、宗教与发展：一些初步的思考”，同时还包括一篇以“对巴西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为主题的补充文章，这些资料均由“科学应用与教育基金会”（ FUNDEAEC）提供，该基金会是本机构的合作者之一。30年来，该机构一直在探寻如何运用来自科学与宗教两者的深刻见解来促进哥伦比亚的发展。在文件中该基金会提出，根据基金会对巴西的知识分子以多样化的方式促进本国发展之情况的了解，进行了一些思考。文章的开头便指出，“科学应用与教育基金会”在为哥伦比亚人民带来繁荣以及为该机构所隶属的全球社团作出贡献的双重责任之下，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所作的一切均在打开通向不断演进之世界文明的康庄大道。该基金会认为，要把巴西社会推向前进，实现此两项目标，那么，巴西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行动者将必须集中力量，来构建巴西人民自身的能力，这样，他们才能够成为自身发展的主导者。根据其在哥伦比亚得出的经验，该基金会认为，要实现这种赋能，唯一的途径是通过来自科学与宗教两者之知识的运用。文章继续讨论了当代社会的一些错误的观点，这些观点歪曲了科学、宗教与发展的理念。文章为这些概念一一提供了新的见解，接着，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旨在运用科学和宗教来变革巴西社会中的具体领域，包括教育、家庭生活、经济活动以及科技运用等。在经过若干轮的会议与研讨会之后，代表着巴西各发展部门的个人参与者们研究了这两份文件。在此过程中，与会者越来越清晰的理解到，有必要对科学与宗教进行更深一步的理解，要结合这两股互补资源的知识和领悟来发展。接着，有一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以及发展实践者等，对该主题开始了一个更系统的探索。他们的讨论尤其集中在对这一新见解的运用，即如何运用在巴西人关注的具体事件上，如种族歧视、环境恶化、贫富间的巨大差距、社会机构的分崩离析、以及由于无知和教育系统改革的需要而导致传统知识的逐渐消逝等等。这些探讨所得研究结果已被汇总成系列文章，最后以“科学、宗教与发展：巴西的视角”为题，编撰成书并出版。同时，作为对“科学应用与教育基金会”文件中具体建议的回应，努力建成了地区性机构，并命名为“卓越中心”，目的在于构建当地民众掌管自身发展的能力。该机构预期专注于确保以下三个方面：政府项目能以一种整体性的方式实施；向当地民众提供服务和财物的方式应该是可以为个体赋能并可以鼓励他们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为民众拟定项目时，保证社区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到承认。作为第一步，已经建立了若干个上述中心机构，初步的目的是，帮助当地社区的年轻人以一种更自觉、更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以达到给社区的年轻人赋能的结果。当探讨被各种具体行动、讨论和反思不断丰富的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陆续受其吸引。很多的参与者开始通过互联网和博客的方式，贡献出自己对该探讨的想法和见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开始探讨来自这些知识体系的运用，包括诸如行政管理、教育、男女平等和人权等领域的知识，这一科学与宗教的运用发展的探讨开始超越了发展的范畴。以人权方面为例，一些团体组织结合起来，创立了“人权教育论坛”，在此论坛里，人权教育在科学和宗教的概念框架中得到了初步的实践。基本概念从历史上来说，巴西通过几十年来在培养大众良知和社会行动能力方面的经验，在教育发展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些参加过巴西的科学、宗教与发展探讨的人，也为这一开始崭露头角的全球性探讨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巴西的参与者着重通过本国的经验来展现出精神原则是怎样指导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派别的人们积极地迈向自身发展之路。同时，把科学和宗教作为一个知识和实践的发展体系来进一步深究其历史背景时，巴西的参与者已经总结出新的见解并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探究这些知识体系的含义是什么和如何使其共同运作来寻求发展。 （一）科学在对科学、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至今现代社会赋予科学的角色都进行了深入讨论之后，与会者在若干场合都指出了一些他们认为与西方科学发展相关的历史事件。在讨论当中，他们反复指出，欧洲的启蒙运动，正是现代科学真正发展的起源，也是科学与宗教分离的开始。与会者提出，这种认为科学与宗教性质相异、并且彼此间是完全不相容的想法——一种现代哲学和科学的主张——是启蒙运动中哲学家们的一种反应，一种对当时教会压抑思想自由和迫害杰出科学家之态度的反应。与会者重申，当时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在探寻另一种可能的社会体制，即：将由理智和推理来指引国家运行；宗教将不再起到公共管理的作用；将会极大程度地缩减教会的影响。在这样的社会里，是以此生尘世之世界观为基础来构建的，并把人、而非上帝作为宇宙之中心，而物质这一方面的现实逐渐被认为是现实之核心所在。就这样，科学就成为了帮助人们摆脱无知、引领人们走向繁荣与正义的武器，因此，也就使得科学的目的和实践在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和政治使命中得到贯彻，这个使命就是创造一个极端严格的无宗教社会。众多与会者发现，僵化固守现实中的物质理念，使得那些在传统的启蒙运动中成长的知识分子逐渐变得教条化，一如他们严厉斥责的教会机构一般教条化。现在，科学有了自己的一套教条。现代的科学家被期望做出关于自然现实的绝对宣言，这与宗教狂热并无区别。人们期望通过理论来描述现实是什么。任何不能通过科学解释的现象都会被谴责为不存在或者是错误的。与会者发现，在科学界中兴起的宿命论，即寻求可以解释从人类本质到经济运行、再到人类进化等所有方面的理论，这些都正是召唤科学提供一种对存在性问题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回答的例证，而这些问题在那之前还是由宗教来回答的。与会者提议，事实上，真科学的适用范畴曾经是更适度的，而现在很多的现实都超出了自身范畴。例如，他们观察到，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否认精神现实的存在，因此，我们不应该期望科学去做到这一点。与会者认为，真科学不是教条主义。我们不是让科学家们对现实做出最后的宣告。如同真宗教一样，科学的目的是在于提出恰当的问题并帮助个体对现实进行系统的探索。接着，与会者谈到，这样的教条主义在科学实践中是显而易见的，科学的方案和创新的科技在巴西的实施方式完全没有考虑到环境、社会或者道德方面的后果。为了满足技术进步的要求，巴西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已被迅速耗尽，环境的物理化学平衡已被严重打破。为了满足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由于对人类生活其他方面的严重忽视，使得社会结构受到破坏。与会者认为，为了制造高效的生产者和高效的商品消费者，巴西的教育体系无视巴西人以前那种彼此互惠、关爱、正派和相互信任等方面的价值体系，反而宣扬另外一种文化，即教育个体把自己看成是充满着欲望的个体，而且这些欲望都需要得到满足。据与会者的看法，人们所坚守的这个想法，即所谓现实仅仅由有形的和可量化的事物构成，这让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忽略了所有非物质方面的考虑。同时，这也弱化了他们学习的能力。与会者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需要以一种人性化的、学习的态度获取知识。与会者还补充到，上述这一点，在科学的新发现中更是如此。科学的实证主义认为，所有不可测量和不可通过感官察觉到的一切，都不值得考虑；而科学的新发现已经在怀疑这一理念。许多与会者进一步建议，科学活动本身不应是最终目标。要成为一股积极的社会力量，科学必须在道德框架内运行，而这框架定义了获取知识的目的以及运用知识的方式。与会者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框架，是由宗教提供的。总体来说，与会者们都认识到，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尚未找到答案：如果我们相信科学的范畴没有超越物质世界的界限，那么，这一人们称之为宗教的知识和实践体系，一个被期望可以探索现实的精神层面的体系，又有什么特征呢？我们怎样可以确定这两个体系是彼此和谐统一的呢？这两个知识体系怎样才可以彼此合作呢？来自宗教的洞悉如何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个物质世界带来光明呢？而科学的途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精神现实的某些层面呢？这些问题，以及很多相类似的问题，都指引着与会者去探索作为一个知识和实践体系的宗教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二）宗教对于宗教的讨论，就如同对科学的讨论一样，以对启蒙运动更深入的分析开始。与会者认为，在启蒙运动这一时期里，宗教逐渐从公共领域中褪色，宗教在人类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否认了。那时候，人们认为，宗教已经成为历史。宗教实践也就被淡化为个人选择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宗教被看成与社会组织或运行毫无关联。尽管绝大多数的与会者认为，启蒙运动把人们的意识从宗教正统和宗教狂热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但是，他们也相信，完全反宗教却抽走了生命的活力，正是这股力量开化了人之品质、提供了意义感和方向感、并将社会凝聚起来。与会者们注意到，这一生命力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以下现象中看到：分崩离析和道德空虚正破坏着个体生活，社会纽带的迅速弱化，体现现代存在界特征的社会机构之瓦解。然而，与会者注意到，尽管因启蒙运动所激发的现代化风潮在巴西展开，但是，宗教依然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宏伟的天主教教堂中，便足可窥见其力量。不管是该宗教的作用力还是其启发出的虔诚，教堂所实施的道德影响都远远超过了该国政府其他所有手段所期望达到的。这样的影响，是关注民众生活的结果。由天主教教堂或者其他许多宗教机构来承担社会和教育项目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在有些地方，宗教性的机构已经创建了财富分配制度，还为失业者或者残疾人创建了经济保障制度。这样，饥饿者获得了温饱，双职工父母的孩子得到了照顾，家庭冲突得以解决，面临家庭暴力的妇女受到协助。与会者发现，尽管有人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但是，很不幸，也有很多人想要操控人们潜在的宗教虔诚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有些人把宗教政治化，通过把经文的诠释狭义化或者扭曲来授予道德法律性，企图保障自身的政治权力，并试图控制无辜百姓的生活和思想。利用牺牲者，巧言令色地唤起人们的自我正义感，从而煽动仇恨的烈火，引诱个人和群体在战场上厮杀，并且彼此满怀深切仇恨。还有一些人，在这被压抑的人类精神渴望中，发掘无限的商机。结果，精神也就成为了又一个可以在市场中购买的诸多“服务”之一，这一群群邪教领袖、教父和上师，每个人都揣着自己超脱或者救赎的所谓灵丹妙药。人类的宗教活力怎样才能避免被利用，而是被指引走向推动社会的进步？谁可以来保卫宗教，使其不受自私自利和野心的腐蚀性影响呢？谁可以保证毫无宗教意义的人为教条和仪式与宗教之核心——即如团结、公正和平等的精神原则，或者如怜悯、宽容、可靠、慷慨、谦虚、勇气和为了大众福祉甘愿牺牲的精神品质，可以区分开来呢？这样的问题，引起了很多关于“宗教权威机构”的讨论，“宗教权威机构”，这是一个需要和我们当代社会所宣传的民主观点相协调的理念。与会者说到，绝大部分的宗教团体依然按着他们的传统历史以及由教士诠释的权威经文运行。然而，今天之世界，与当时古老经文和教士机构产生之时的情况已相去甚远，个人与权威机构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今天，世界人民的期望是：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的决策过程中；运用科学和技术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他们想要成为活跃分子，充分投入到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显然，陈旧的权威机构理念，并没有回应我们这个年代的需求。宗教若要在发展中扮演主动活跃的角色，将必须把权威机构的传统诠释搁置一旁，必须把参与式的实践融入到决策过程中。根据巴西的与会者的看法，要让宗教作为一个知识与实践体系来进行建设性参与，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挑战，就是要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把改革引入到宗教当中来。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够把宗教变得更经得起质疑和询问，且不会导致过往历史一直存在的权力之争、派别冲突和残酷竞争，以至于把信徒的等级切分为诸多的分支呢？宗教中的权威人士，在圣典的含义和诠释方面，怎样才可以采取一种学习型的谦卑姿态，而不至于损害了所揭示文字的根本一致性呢？怎样才可以在运用推理和逻辑的同时，不会削弱现实所指示的精神本质呢？诸多此类问题的答案，都需要有志于协调宗教与科学以改善世界之人士行动起来，以对其进行探索。 （三）发展旨在促进文明进步，让科学与宗教之间进行对话，在巴西并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50年代，解放神学的拥护者就一直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融合起来，以完成基督教将正义带给贫穷者和被压迫者的使命。在其他领域，这些拥护者通过构建数以千计的、具有基督教基础社团性质的团体，从而协助以行动为导向的学习和《圣经》讨论。同时，很多大众参与的教育运动已经在巴西涌现，这些运动影响了全球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与会者多次提到保罗·弗莱雷以及他的批判意识哲学的伟大成就，他的成就在于通过展现发生在人们身边的社会和政治矛盾来帮助各阶层的人们达到对世界的深刻理解。与会者注意到，在这个压迫、战争、贫穷、不公和环境恶化，同时又带着热情、忠诚和勇气的、寻求变革的背景下，这些受到了神学自由和弗莱雷教育法影响的运动对宗教信仰意义的诠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在发掘让个体和集体采取有效措施去转变其所在环境的方法方面，这些运动已经取得了一部分的成功。但是，有部分的与会者觉得，虽然这些努力提高了人们的意识，而且，在通过宗教经文获取见解来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方面的有效性，展现了鼓舞人心的例证，但是，它们在向大众提供这样一套科学教育体系——一套可以使得人们抵制瓦解的力量，系统地建立强大的社团和铸就他们自身的发展之路的教育体系方面，捉襟见肘。很多与会者都表达了他们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关注，这些孩子对媒体狂轰滥炸、支离破碎的大量信息和宣传缺乏批判和分析能力。一些与会者认为，这是大众能力不足的表现，包括整体大众在系统分析问题、做出正确的道德、经济和科技决定以及在采取有效行动改造自身周围环境等方面能力的缺乏。与会者提到，与此同时，为人们提供指引的传统资源，如宗教机构，家庭和学校等，又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因此，在为年轻一代提供工具以便助其驶离当今世界的道德雷区方面，这些资源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与会者重申，指引必须源自教育机构。与会者宣称，教师必须重新肩负他们已经卸下的道德身份。其中一位与会者这样说到：“学校需要那些愿意去滋养学生的老师们，这些老师要像园丁照料树苗一样爱孩子，关注孩子。”接着，另外一位与会者指出，道德教育必须整合到如语言和经济等所有的主题中，而不应该将其分割出来，与其他主题分开教育，他还警告说，“不然的话，我们最后强化的只是一种幻想，一种认为道德是和个人的职业生活不相干的一种幻想。”常常出现的与道德教育相关的另一些问题是，宗教在道德指引中是否有一席之地？或者采用“世俗的道德规范”是否会更好？在这一点上，很多与会者强调说，作为道德转变的动机之源，宗教的地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历史和经验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与会者评论到，巴西的教育系统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教育的目的已经越来越被看成为是为个体在职业市场上进行竞争做准备而已。结果，某些领域的学习因为带来高薪而被人追捧；然而，诸如教育、社会工作和农业等报酬较低但对社会至关重要的领域则被忽视。金钱，而非服务，成了决定人们选择哪门教育课程的动机。很多人都强调说，这样的体系，使孩子小小年纪就滋生出自我中心主义。我们的一位与会者评论到，这将会导致学生们在进入社会的时候，完全没有准备好去建立一种互惠的、关爱的牢固关系——这些关系正是社会架构的强度所依靠的，他们也没有准备好做出牺牲以促使这个过程得以延续。与会者提议，为了应对这一现象，不管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应该强调培养如团结、友谊和尊重其他文化和信仰等价值观。有一位与会者点评到，有必要让孩子们发展以下能力：团体合作，能够满足全球化世界中不断增长的需求，与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和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士交往等方面的能力。肤浅越来越成为巴西教育中的突出问题，与会者也表达了对这方面的关注。其中一位与会者的意见是，当今之教育法的潜在臆断是：孩子并不具备进行深刻思考或做出慷慨行为的能力。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因此越来越淡化为仅是满足学生对好玩和开心的感官需求。这位与会者的看法是，这种教育法的根源在于人们的物质主义理念，即把人看成是需求和欲望的堆积品，而且这些需求和欲望都必须不断地得到满足。这种理念并不是建立在人本质上是高尚的这一精神原则上的。这样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影响也反映在社会体系的规划上，这种规划假定的前提就是，人的本性自然是趋向于不断地享乐、自我放纵和自我愉悦；人自然是厌恶纪律、责任和困难。巴西，带来了其中最为先进的“金融型”教育模式之一，并找到了提高人们意识的途径，还把生活的社会层面融入到教育中，且批判了很多传统教育所植根的假定，但是，为什么像巴西这样的国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与会者认为，走出目前危机的途径，在于获得对科学和宗教更好的理解，在于恰当地把两者运用在发展适宜的教育项目上：那些把存在界的精神和物质层面都考虑在内的、强调转变的、构建学生转变世界的精神和智力能力的教育项目。 总 结对于绝大部分的与会者来说，理解“促进科学、宗教与发展之探讨”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怎样来促进探讨呢？怎样才可以在不说教、不贬低他人的前提下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改变呢？怎样才可以让个人和集体做好准备，以抵制正大行其道的强大的物质主义力量且同时逐渐稳步地推动社会的转变呢？借助参与促进探讨的各式活动，通过走向不同的前沿领域和投入到与越来越多的人群交往的过程中，与会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一些由改变带来的深层次动力。正如一些与会者所说的，引发改变，体验必需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过程。开创新路，需要勇气——这种勇气，并非源自傲慢，并非要求迅速或激进的行动，而是一种酝酿着谦虚与智慧的勇气，在此，个人和社会转变的动机是可以被理解的；在此，成长和改变是有机的，是渐进和缓慢的，之中的行动、反思和学习是持续的；在追求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将是危机与胜利、挫折与获取新发展之间的持续的辩证运动过程。 全球繁荣研究所 2010-5-18 |
